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

本文认为，“增加农民收入”政策所指的“农民”是生活在农村，直接或间接以分散的方式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群，而不是所有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。所谓“增加农民收入”，其涵义也主要是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生产回报问题。农民收入水平低，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；农业生产力水平低，是因为农业生产组织落后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。尤其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，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。只要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，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；没有农业的现代化，就不可能有“三农”面貌的根本改观。可以说，农民增收、农村城市化、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出路，在于打破小生产，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，探索现代化道路。

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，是新时期做好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。近年来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相比，相对水平越来越低，绝对量的增长也十分缓慢。长期下去，必然伤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，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根基发生动摇。因此，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农村经济，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。

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央的政策取向。现阶段农民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，只有准确界定需要政策帮助增收的农民群体，才能正确分析他们的情况，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。首先，江、浙、鲁、粤以及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，由于离城市近或城市化水平高，农民经商、办乡镇企业、外出承包工程、从事经济类种养殖业，平均收入水平并不低，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也不少见；其次，外出打工的“流动大军”也都通过奋斗，提高了收入，尽管并不稳定，但自谋出路，不用政府特殊关照。显然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取向不是指这类农民。真正收入较低，增收困难的，是那些处于偏远闭塞的农村，以一家一户为单位，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民。这类地区的乡村干部即使不是农民，但也十分困难，也应视为是需要增收的对象。从农村的情况可以看出，从事传统农业，分散生产的，收入就低；生活在贫困农村，即使是乡村干部，收入也低；离开农村，进城经商、打工的，收入就增加；用现代方式规模经营的种田大户、养殖大户收入就高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可以把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所指的农民对象概括为：生活在农村，直接或间接以分散的方式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群。所谓“增加农民收入”，其涵义也主要是指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生产回报问题。

农民收入水平低，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；农业生产力水平低，是因为农业生产组织落后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一家一户分散生产，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。我国农村人口多，耕地少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仅2．07亩，户均耕地仅7亩左右。全国有2．38亿个农户，差不多就是2亿多个农业生产单位。种粮、糊口，既是生产模式，也是生存方式。由于规模过小，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，播种、管理、收获各环节有的仍处于原始状态。因此，在成本上，粮食和很多大宗农产品，如棉花、油料等的生产费用居高不下。近几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，农产品作为商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流动，同类商品在不同地区的市场价格，通过市场的作用基本取得一致。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加入WTO的临近，许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由国内做主，而是取决于国际市场：美国的农业丰收了，我国粮食价格就下滑；国际上棉花减产，我国棉花价格就坚挺。在不同生产者被迫按统一的市场价格出售其产品的时候，成本就决定了命运。我国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，规模小，投入大，劳动生产率低，所耗成本甚至比市场价格还要高，根本谈不上获得平均利润，与大规模经营在成本效益上的差距马上显露出来，分散的“小蚂蚁”在强壮的“大马”、“大象”面前七零八落，不堪一击，以致勉强温饱的小农经济难以维持，增收发展的机会更为渺茫。

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，我国农业仍然没有走上良性循环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央十分重视农业，在政策上给予有力的扶持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打破了“一大二公”的体制，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但生产单位规模不经济，农业投入能力差、技术落后、劳动生产率低、投入产出水平低的状况仍然没有很好解决。农民资本扩张和膨胀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，农业生产没有走上自我壮大的良性循环。

其他行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差。农业属第一产业，是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原料的最基本的生产，因此，农产品的价格客观上必须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以内。这要求农业的收益和投入应当从其他方面适当得到补偿。发达国家一方面单个生产单位规模大，多种经营，不论什么年成，都可以在内部做到品种上的以丰补歉，实现盈利；另一方面，发达国家工商业现代化水平高，可以在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、生产技术、产品流通、市场信息、资金供应等方面为农业提供低价优质高效的服务，使农业有较好的外部发展条件。而我国目前其他行业对农业时常出现掠夺和打压，哺育、支持的力量不够。

农民收入有限，支出却有增无减。农业、农村的发展不能不搞公益事业，在乡村两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向农民集资在所难免；农村行政机构冗员过多，增加了农民负担；一些不合理的收费、摊派情况严重；农民就医、子女入学负担越来越重；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还很严重，婚丧嫁娶，互相攀比，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。

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、品种结构、品质结构，发展优质高效种植业，向经济作物和深加工发展来增加收入，无疑是正确的。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，使农民被迫套牢在几种自己“能产”的产品上，无力转向市场“能卖”的产品。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政府、市场、农民职责明确，社会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，生产结构调整和转向更加困难。

调整生产结构是更新换代的过程，需要充分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才能实现目标。一家一户的农民调整生产结构，对资金投入负担不起，对市场风险承担不起，对新技术和管理把握不住，即使有个别农民看准了调整的方向，操作中也是困难重重，成功率很低。况且，一个农户充其量20多亩地，再调也跳不出小农经济的圈圈。

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结果是正反两方面的，并非只要调整就必然增收。生产结构的调整，意味着从一个竞争领域进入另一个竞争领域，哪里都是“不见硝烟的战场”。农户以逃避原产业为动机，被逼无奈，盲乱投医，对新领域不是自觉地有备而来，很难占领一席之地。

只要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，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；没有农业的现代化，就不可能有“三农”面貌的根本改观。可以说，农民增收、农村城市化、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出路，在于打破小生产，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，探索现代化道路。

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式，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，建立股份合作公司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，优化配置资源。农业孕育着极大的生产力，农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，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。现代化的农业要求应用高技术，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；实现规模化经营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，增强竞争优势；加快信息化，以尽可能地融入国际市场，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。实行公司制，可以用经济的手段扩大生产规模，使土地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得到优化配置。比如甲村的土地只能种玉米，可甲村却可能有种水稻的能手，过去他们本事再大也不能到乙村去承包水田。实行公司制后，同一公司内各种资源统一经营调配，为了实现公司效益的最大化，土地、人员打破过去乡村的行政限制，根据需要实现优化组合；再如北方适宜种烟叶的土地，过去由于缺乏资金、技术和市场，种烟叶卖不掉，现在这些土地可能因为共同利益的需要，成为云南、上海烟草公司的股份，而不归某乡、某村管理，农民住在这里只是一种存在形式，已经带着土地经营权，成了某烟草公司的股东。实行公司制，确立了明确的法人实体，为金融部门贷款支持提供了条件，建立了信贷基础；也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提供了方便，既防止偷漏税和收税难，又防止对农民一家一户的乱收费、乱摊派；家庭制只能把农业理解为种地。而公司制可以统一调度人财物、统一筹划生产结构、统一开拓市场、统一开发和宣传品牌形象，把对农业的理解上升为生产、销售、市场一系列的商业经营。当然，从家庭承包制过渡到股份合作公司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开拓，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新老矛盾的困扰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探索。公司制代表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代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，逐步创造条件，加快实施势在必行。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祸福的辩证统一，农村股份合作公司制也是一样。探索实施的过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指导。必须审时度势，统揽全局，经过周密研究看准真正符合“三个有利于”的事情，就要毫不犹豫，全力推进。

鼓励农村中的优秀分子跳出农村，有胆略的优秀商人进入农业；形成城乡资源的“大对流”、“大融通”；对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小农意识形成强烈的冲击波，用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冲开通向农业现代化的大门。农村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，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问题。必须想方设法削减农民队伍数量，一方面引导自己有能力谋到出路的农民脱离农村；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生产的雇佣、教育提高农民素质。农民队伍中不乏出色的人才。一人牵头创办工商企业，至少可以带动十来个农村人口脱离农业。积极引导帮助他们从事工商业或应聘城市工作，将成为农民脱农和农村城市化有力的示范、带动力量。要积极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工商业的资金进入农业，促使农村生产、生活、发展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跨越。

以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为契机，大力吸引外资进入农业，实现农产品的“以产顶进”。面对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形势，适应加入WTO的要求，合理利用外资是尽快提高农业实力，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条件。比如允许外商购买农民土地的使用权，在我国本土生产农产品顶替进口，就可以形成诸如美国人在中国生产的油料顶替从东南亚进口；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生产的小麦顶替从美国进口的局面。还可以形成诸如黄河带小麦、长江带水稻、亚热带水果、北方牲畜等区域优势明显的集团公司，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，都能有实力参与竞争，并带来竞争的正效益。